法律环境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生态，并直接导致了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虽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不是国内最大塑料袋企业倒闭的惟一原因，但是，政府妥善解决由此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包括最后企业的重组，都需要各方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并仔细考量良好的法制环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月6日，河南遂平县大雨。
600多名原遂平华强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平华强”)的农民工冒雨站在县政府的大门口，他们希望政府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遂平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对记者说：“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就给补几百块钱，这么多年都白干了，谁会同意这协议!”
这一天，也是唐庆华和遂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峰约好协商的日子。他主管与广州南强塑胶有限公司(遂平华强的母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强”)进行协调工作。然而唐庆华等人没等到赵峰，等到的是他去武汉出差的消息，赵峰在电话里对唐庆华说，“再等等，我们还在和广州南强总部进行协商”。
“我们只是想要求自己的正当权利，公司不应该对我们只赔这点完事!”维权小组请了律师，已经向遂平县劳动保障局申请仲裁，“连诉讼的准备我们也做好了”。
引起这场下岗风波的正是全国最大塑胶企业的突然“死亡”。
今年年初，一直运转正常的广州南强在河南的两个子公司———漯河华强、遂平华强塑胶有限公司突然宣布停业转让。此前，遂平华强年产量达25万吨、年产值22亿元，占有全国40%塑料袋市场份额。随着近两万名员工的失业，当地政府面临不小的压力。如何恢复工厂运营?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大量法律问题?
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妥协
肖领在遂平华强里度过了10个年头。他是厂子里的拌料工，月工资1030元，每天工作8个小时，“从不加班”。这些都让肖领和他的工友很满意，因为他们是遂平所有民营企业中工作最不累，待遇最好的农民工。
肖领眼里的这种“好日子”在1月18日到了头。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到厂子上班的肖领得到了“厂子停产”的消息，随后工人们被告知劳动合同到2008年1月31日期满止，不再续签。
肖领懵了，他的老婆也懵了。他们俩都是华强公司的员工，两人的工资是全家老小的惟一生活来源。
1月24日，遂平华强大门口的墙上贴出了一张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解散后员工的合法权益依然能够得到保证，落款人为遂平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及华强回收公司。
遂平华强人去厂空，只有保安和公司清算组的部分人员还在工作，留下的只有空荡荡的厂房、门口悠闲的保安以及被铁栏杆焊死的大门。门口一位保安开玩笑地对记者说：“在处理后事。”
吹膜工郑建华今年35岁，在厂子里干了9年，失业后再去别的工厂寻觅工作，都被对方以“年龄大”为由拒之门外，为此郑建华一筹莫展地说：“看吧。人家全都要18到25岁的，而且干吹膜时间久了，别的什么也不会了。愁人!”
失业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员工都在等待华强公司对职工的补偿。遂平华强突然宣布解散的消息后，由于劳动合同终止期为2008年1月31日，工人们害怕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有2000多人在春节前聚集在遂平华强的门口，要求厂方对工人进行合理赔偿。此前，漯河华强的工人也同样对工厂大门进行了围堵，主张自己的权利。
于是，遂平华强向员工下发了《和解协议》，同意按员工月平均“综合总金额”的60%补偿。即是说，若一名员工年平均月薪为1000元，他将得到600元的补偿金。然而，开始时员工大部分都不买“60%”的账，签协议的人并不多。对此不满的工人们自发成立了民工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
此后，遂平华强门口又张贴出公告，特别提示签署《和解协议》领取补助费的截止时间为2008年3月10日。
一开始，6000多名下岗员工中拒签的有4000多人，但随着诸多问题的出现，工人们的想法开始动摇。当地政府为了缓和员工的情绪，承诺签订《和解协议》的人今后可优先进入可能会重新运营的华强厂。由于不签协议会影响再就业，于是签协议的人越来越多，最终遂平维权小组仅剩下1000来人，而漯河维权小组早已解散。
肖领和郑建华是属于选择“妥协”的员工，他们每天会到工厂门口看看有没有厂子“苏醒”重新招工的信息，他们不想离开华强，不想错过第一时间的招工信息。
官员求解企业解散原因
一个全国塑料袋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突然解散?
这个问题连遂平县的政府官员也感到不解。
据遂平县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徐俊彦介绍，在遂平华强停产前，遂平县政府领导就已经得知消息，由于遂平华强不光在遂平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遂平县领导非常重视，曾经4次联系广州南强总经理陈殿成，分别派出了两个团队与其进行谈判，希望遂平华强可以留下继续运营。
然而，陈殿成的态度却很坚决，面对遂平县给出的种种新的优惠政策，陈依然故我，去意已决。
徐俊彦局长对本报记者分析华强突然撒手而去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限塑令”的出台。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自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限塑令”的出台必然会带动全国塑料袋行业进行全新洗牌，据了解，华强公司生产的600多种产品中，仅有40余种符合国家“限塑令”的政策，有90%以上属于国家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国家即将实施的这项“限塑令”，似乎点中了华强公司的“死穴”。
但离国家规定的6月1日大限起码还有半年时间，业界同行和华强员工纷纷露出质疑：华强完全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转型，“干嘛要一棒子打死”?另外，据记者了解，遂平华强、漯河华强在“限塑令”消息报道之前，就有停业转让的准备，这样看来，“限塑令”也许并不是华强退出的惟一理由。
第二，亏损和市场竞争力下降。徐俊彦透露说，虽然华强公司效益一直不错，但是2007年也出现了几百万元的亏损情况，可能和原材料涨价有关。另外，塑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投资少、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华强公司周围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厂，这些厂子的管理、账目、税收都不规范，也抢走了华强公司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华强公司多次对“经营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表示愤慨，这也是华强撤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一些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度增加，为了大大缩减用工成本，许多企业采取了在新法实施前大幅度裁员的方法，华强公司也在其中。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遂平华强建厂12年多，10年及以上工龄的员工不在少数，大部分没有养老保险，漯河华强同样如此，仅此一项，遂平华强就要为此每年多支出上千万元的费用。
据漯河华强员工介绍，在去年12月份，漯河华强就裁员3000多人。后来干脆停产，与几乎所有员工不再续签合同。
第四，投资商身体原因。徐俊彦身为遂平县华强协调组成员，和广州南强高层进行过几次谈判，“在谈判时，已经70多岁的陈总1个小时就得吃1次药，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徐俊彦认为身体状况也是投资商不想继续下去的一个原因。
重建塑企必须先过法律关
遂平县招商办公室副主任刘纯对记者说，当时借着“沿海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热潮，广州南强公司来到了遂平投资，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政府也给与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发展至此规模，政府当然不想企业停止运营，所以一直在积极地和华强总部进行协商谈判，自去年11月份就一直在谈，但到了上个星期对方突然不想谈了”，停业转让的事已成“板上钉钉”。
一边是纳税大户的离去，一边是劳工失业留下的社会稳定隐患，遂平县政府正处于两难之中。
一份由遂平县委、县政府驻华强工作组发布的公告提出了政府对华强公司去向问题的方案：支持由原遂平华强公司总经理王红兵牵头，组织原华强公司人员及其他投资者以入股形式成立新公司，筹资购买遂平华强资产，争取成功恢复生产，政府将为新公司的成立与运作提供各种支持。新成立的公司会优先录用已于华强公司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签订《和解协议》且遵纪守法的员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遂平县政府，最理想的情况是：遂平华强可以低价出让给新筹集的股东，全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神话”就可以延续下去，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又可重新上岗。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广州南强愿不愿意低价出让?
在遂平华强和漯河华强的大门口，都贴有设备转让的告示，“1600台吹膜机、1000多台制袋机等全部转让”。上网也可查到遂平华强、漯河华强整体转让的信息，开出的价格为2.8至3.5亿元，时间为2007年11月13日至2008年11月13日。
这个价格显然并不低，遂平县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专门对遂平华强的去向问题进行研究协商，可见对华强事件的重视。
作为协调小组成员，徐俊彦近来“忙得很”，甚至顾不上单位的工作，除了与广州南强进行谈判，他每天都会接待想投资的商人。徐俊彦称，“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虽然遂平华强有9成的产品属于被“限”范围内，但可以转型，从技术上和装备上改进都不难，“只要把塑料袋加厚即可”，“塑料袋其实比纸制品环保得多，一个袋子可以永远循环使用”，“还是很有市场的”。
徐俊彦介绍，遂平县政府一直在努力想把王红兵留下，因为王红兵有着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完整的销售网络。据了解，遂平县驻华强工作组提出的方案正在进行中，目前王红兵及同伴正在筹资准备做一家新公司，生产加厚、可降解环保型的塑料袋，徐俊彦也在四处游说，希望有人集资入股。
同时，广州南强总经理陈殿成也表示，可以把遂平华强以优惠价格提供给原主管人员，但先要解决员工的劳资纠纷问题。陈殿成主张通过仲裁、法律途径解决，这样不会留下任何遗留问题。
这样，新的问题又将出现：若按照仲裁、诉讼途径解决，将会耗去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工人们眼前最迫切的事是谋求新工作，谁也不想把时间耗在此，但又不甘心就此签订《和解协议》。政府为此事也大伤脑筋，一方面积极推荐工人到其他厂子就业，另一方面也一直在和华强总部沟通，希望解决员工的诉求。
而农民工们已经等不及了：
肖领下定决心不再到工厂门口闲逛，他向记者说以后他也将是北京浩大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
郑建华同肖领所去的方向相反，“南下去广州”，“纵然累些，常年回不了家，也要挣钱养家糊口”;
唐庆华依然在坚持，和他站在一起的多是工龄10年以上的工人，虽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妥协”，有时唐的脸上也会闪过犹豫不决的神情，但“将维权进行到底，争取尽快解决”还是他目前不变的想法。
曾是漯河华强员工维权小组成员的候长义对记者说：“维权小组已经解散了，大家谁也不想等，签了《和解协议》后，为了生计已经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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